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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6年9月，刘半农迎来了他的千金诞生。然而，当他第一次见到女儿的模样时，却对妻子低声说道：“对外就说生的是个儿子吧。”他的妻子听后默默点头，表示理解和支持。
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先驱者，以及汉字“她”字的发明者，刘半农一生致力于尊重和维护女性权益。那么，为什么他在自己女儿出生的这一刻，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呢？
刘半农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的一个文化世家，父亲刘宝珊是一位秀才，经营着一家私塾。这样优越的家庭环境为刘半农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。
他三岁时便能流利地朗诵诗词，对古典文学颇有造诣。入读江阴县学堂后，他的成绩依然优异，最终以县第一的成绩考入常州府中学堂。
展开剩余89%然而，尽管成绩斐然，刘半农却因不满当时的学制，毅然选择退学，随后前往上海，在中华书局找到一份编辑工作。
在上海的几年里，刘半农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，活跃于文坛，深受读者喜爱，被誉为“鸳鸯蝴蝶派”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1925年，他凭借汉语音韵学方面的论文获得了法国语言学奖。刘半农思想前卫，受到陈独秀的高度赞赏，加入了《新青年》编辑部。一年后，他又被推荐到北京大学，担任国文教授。
虽然刘半农的最高学历仅是初中，但他的思想高度远超常人，令许多学者望尘莫及。
1920年，刘半农获得了赴欧洲留学的机会。这段经历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，也促使他创造了一个划时代的汉字。
留学生活十分艰苦，资金短缺令他不得不绞尽脑汁养家糊口。最困难时，甚至连买一个面包的钱都没有。
为了改善家境，他开始靠写诗和翻译挣稿费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，他遇到了一个难题：中文里无法明确区分男性和女性。
刘半农非常尊重女性，尤其体谅妻子在重男轻女社会中所承受的苦难与忽视。他迫切希望推动男女平等，而这第一步就是创造一个专门表示女性的汉字。
当时，国外语言中有“he”和“she”之分，而中文只有“他”字，无法区分男女。
为此，他创造了“她”字，专门用来指代女性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这个旨在推动性别平等的字，反而让他遭受多年非议。
因为“女”字旁的汉字大多带有贬义，如“娼”“妓”，所以“她”字初现时，很多人误以为这是对女性的羞辱。刘半农用一首诗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来辩解，表达自己的良苦用心。从此，“她”字得以流传，成为现代汉语中女性专属代词。
但这样一位为女性权益奔走呼吁的人，面对自己亲生女儿，却不得不向外界隐瞒真实性别，这是否意味着他的尊重不过是表面功夫？
实际上，刘半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，除了自身才华，更源自他对妻子的深厚感情。
俗话说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刘半农从小博览群书，11岁时便被一位贵妇人看中，提议将家中14岁的女儿朱惠许配给他。
朱家是当地的富裕人家，刘半农的母亲听闻此事，觉得门当户对，但婚姻大事不可仓促，便表示要回家与丈夫商议。
然而，刘半农的父亲一听女方比儿子大三岁，马上拒绝了这门亲事，认为二人年龄不合适。
朱家不愿放弃，特地登门拜访，并提出若大女儿年龄过大，可改许配小女儿。
刘父见朱家诚意满满，便答应了这门婚事。于是，11岁的刘半农与朱家的小女儿定下了婚约。
可惜订婚后不久，朱家小女儿因急病夭折，双方商议后，决定改许配朱家的大女儿朱惠。
当时社会习俗规定，新郎新娘婚前不得见面，刘半农也未曾见过朱惠。
但刘半农思想先进，不受封建礼教束缚，他偷偷前往朱家探望。看到朱惠缠着小脚，他顿时心生不满。
他回家告诉母亲，坚决不愿娶缠足女子，除非朱惠能解除缠足，否则他绝不结婚。看似抗拒婚事，实则是为朱惠的健康与解放着想。
朱惠得知后深受感动，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。
刘半农19岁那年，母亲病重，他赶紧完婚以慰母心。婚后不久，刘母去世。
然而刘半农来不及哀悼，因武昌起义爆发，局势动荡，他前往上海发展，妻子朱惠则独自在家打理家务。
国难当头，生活艰辛。为了补贴家用，朱惠四处打零工，劳累过度，导致流产两次，身体受创严重。
更令人生气的是，公公刘宝珊不仅未怜惜她的辛苦，还因此责怪朱惠，甚至写信给刘半农，劝他休妻另娶。
刘半农得知后勃然大怒，他愤怒的是父亲对妻子的苛责，责备自己未能保护好妻子。于是，他秘密联系岳母，将朱惠接到上海。
虽然生活依旧清贫，但有了刘半农的关怀，朱惠逐渐恢复健康，并于1916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。
看到襁褓中的女儿，刘半农满心欢喜，却很快忧虑起来。父亲重男轻女，若知女儿真相，必定刁难妻子。
为此，他对外谎称生的是儿子，日常穿着也让女儿更像个男孩，力求减轻妻子的压力与麻烦。
后来刘半农留学欧洲期间，朱惠为他生下龙凤胎，这次他终于不用担心父亲的偏见，长女刘小慧也得以正常地做回女孩子。
刘半农一生致力于男女平等和思想进步，然而他似乎也带有一点“嘴硬”的命运，两次说出的话竟成了不幸的预言。
1931年11月18日，他邀请好友聚会，其中包括诗人徐志摩。徐志摩第二天要去参加林徽因在北平的建筑艺术讲座，晚上还得陪伴陆小曼。
刘半农半开玩笑地说：“飞行这种冒险戏，我不敢尝试，你倒是喜欢。”徐志摩也调侃回应：“危险无可避免，我心甘情愿。若飞行出事，你可要为我写挽联啊！”
刘半农答应了。不料19日清晨，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“济南号”邮政飞机赴北平。途中大雾弥漫，飞行员降低高度寻路，飞机撞上山谷，瞬间起火，全员罹难。
刘半农的玩笑竟成了悲剧的预告。
他的死，同样因一句调侃成真而显得凄凉。
1934年6月，刘半农率队赴蒙古特区考察民俗，夜宿寺庙。他独自用行军床睡在房间中央，为活跃气氛打趣道：“我这是停柩中堂啊！”
数日后，他因被虱子叮咬感染发热，回京后治疗不及时，终于7月中旬去世。
刘半农的死令人惋惜，也让人感叹命运无常。但他为中国女性平权和思想启蒙所作的贡献，理应被永远铭记。
那个重男轻女盛行的年代，他是第一批挺身为女性发声的人。
直到今天，男女平等的话题依然热度不减。我们不禁期待，究竟还要多少像刘半农这样的先驱者，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。相信刘半农先生若在天有灵，也会期待这一天的到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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